普法常识
长期关注互联网封禁行为的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教授曹伟，对国家出台的相关规定进行解读后认为，在软件领域，最典型的封禁行为首先是最底层的操作系统封禁，例如“谷歌”封禁“华为”使用安卓系统；往上一层的数据层面，很多国家地区都存在对数据的访问管制；在数据层再往上才是一些用户基数庞大的基础性的互联网平台，例如国外用的比较多的Twitter、Facebook，国内用的比较多的“微信”等；基础性平台再往上，则是各细分领域的主要应用性平台，例如旅行类的“携程”，航空类的“飞常准”等App应用。上述这些互联网平台通常具有影响辐射广、封禁手段隐蔽的特点。
曹伟指出，封禁的形式最常见的是停止链接，但一些大众平常关注不到、或者无法准确感知，例如限流、限速。这两种方法其实都会严重降低用户的体验感。此外，还有一种封禁方式就是降低用户使用竞争友商App的便利性。
对于封禁行为的危害，曹伟认为，在互联网世界中实施封禁，首先会打压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互联网平台公司为什么要封禁？肯定是在某些交易条件上没有满足实施封禁行为一方的要求”。而成长中的中小型企业话语权很低，无人关注甚至无人知晓，轻轻一“抹杀”就难以为继。其次，互联网平台的封禁行为还会严重冲击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曹伟强调，互联网的精神在于互联互通，不应该去“筑墙挖沟”，搞封禁是大众不希望看到的。此前一系列事件背后折射出的矛盾，都不利于我国互联网产业的整体创新发展。“当年也是从中小企业一路成长起来的互联网巨头走到今天，更应该回望自己一步一步艰难成长的经历和初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其业务生态链条上的众多中小企业应当心存善念”曹伟说。
曹伟呼吁，在监管和执法过程中，监管部门应该大力借鉴标准必要专利（SEP）实施中的FRAND原则，重点考察互联网平台是否开放合作，不开放合作的经营行为应当认定为典型的拒绝交易。开放合作的，则要进一步分析其合作条件是否满足公平、合理和非歧视性。
（庄德通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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