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法常识
本网讯（记者王涵）近日，有关反垄断问题的表现形式，在社会各界讨论激烈。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刘云表示，反垄断执法具有很强的时代性，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优先目标，要根据本国的时代发展需求确定反垄断的主要目标，以此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目前，我国的反垄断方向与欧美国家有类似行为，但也有着诸多不同之处：欧盟的反垄断范围存在无限扩大的趋势，美国的反垄断则存在雷声大雨点小的普遍现象，中国的反垄断要体现中国促进数据驱动的科技创新和数字化转型阶段优化营商环境的需求。
刘云认为，超级互联网平台的庞大规模容易诱发各类垄断违法行为，但是超级平台占据市场支配地位并非错误，超级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才是需要规制的对象。数字经济时代的平台商业模式塑造了新的社会结构，超级互联网平台在数据资源利用、平台规制制定、经济收益分配和社会责任承担过程中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从而提升社会整体的福利。
据刘云介绍，反垄断典型行为包括：第一，滥用平台管理权，限制交易与优待自营业务，包括限定交易对象、交易内容等，例如限制合作商户与竞争对手从事交易，平台禁止入驻商户在竞争对手的平台开展经营活动。第二，滥用数据控制权，实施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例如拒绝向竞争者开放具有基础设施功能的数据入口的行为。第三，不合理的实施并购或内部整合。例如2020年10月发布针对GAFA的调查结论，核心就是禁止互联网平台的不合理并购行为，对科技巨头进行结构性拆分，从而在规模上避免垄断现象。
刘云认为，应当承认反垄断的政策调控角色，但是监管目标在同一时期过于多样化不利于反垄断执法工作，需要确立符合时代需要的利益顺序，在消费者福利、工人就业、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国际竞争等价值目标中找出互联网平台领域反垄断的优劣顺位。此外，应当积极在反垄断法之外寻求更具有确定性的执法依据，利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民法典等相关规定治理互联网，也可以借鉴欧盟的做法专门制定数字市场的法律，对超级互联网平台制定专门的法律规范。
“总体来说，反垄断调查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工作，要有始有终，处理结论可以更加灵活。”刘云说，“其实，反垄断的目标是迫使企业加强自治，让企业更多承担社会责任，强化企业内部合规体系建设，解决企业大规模带来的问题，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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