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房产继承律师|　　生老病死，是人生无法摆脱的自然规律。当生命无可挽回地走向终点，是否采取徒增痛苦的创伤性抢救措施，是否使用无谓拖延的生命支持系统等等，是无数患者亲属和医疗机构所面临的两难选择。对此，近期完成修订的《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明确患者如立有生前预嘱，在患者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者临终时，医疗机构实施医疗救治措施应当尊重其意思表示。由此，深圳在全国率先以地方立法形式，创设了生前预嘱制度，赋予公民以“临终决定权”。 　　生前预嘱是指人们在意识清楚时签署的指示文件，预先声明在生命终末期需要或不需要哪种医疗护理。生前预嘱旨在引导人们以舒缓病痛、抚慰心理的安宁疗护，取代身心俱创、无效过度的抢救措施，将生命的尊严保持至最后一刻，无痛无惧、自然安详地告别人世。 　　生前预嘱力图破解的，正是困扰国人已久的一大医疗难题：当任何救治手段已无力回天之时，患者亲属迫于亲情、孝道等传统道德观念和伦理压力，往往做出“不惜一切代价抢救”的非理性选择，而濒临死亡、意识模糊的患者已无法表达早日解脱的愿望，只能在被动忍受气管插管、心脏电击的煎熬中拖延时日，最终支付的却是患者痛苦离世、医疗费用高昂的惨重代价。显然，以患者意愿为中心的生前预嘱，将极大改变有损无益的选择惯性，化解生死关口的现实困境。 　　事实上，1993年以来，北京、深圳、广州、南京等地的公益组织或医疗机构，已陆续开展生前预嘱的推广行动。不过，这些源自民间的自发实验，因缺乏制度层面的明确肯定，仍面临着巨大风险。比如，一些立有生前预嘱的临终患者虽已选择理智的疗护方案，但一旦亲属提出异议，便极易引发医疗纠纷和侵权诉讼。这就不难理解，一些地方的生前预嘱探索常常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甚至被迫摁下暂停键。 　　正因此，深圳确立生前预嘱制度的立法创举，就彰显出了平衡多维矛盾、维护各方权益的现实意义。借由法制的加持，生前预嘱获取了真正具有效力的通行证。由此，临终患者的真实意愿有了法制的背书保障，得以在温暖的关怀而非痛楚的折磨中走完人生；患者亲属的心理负疚有了法制的减压出口，得以大大减轻乃至彻底卸下道德和经济的双重压力；医护人员的执业顾虑有了法制的免责承诺，得以更为尽职合理地为患者提供权益最大化的医疗服务。 　　生前预嘱入法更为深刻的破冰意义还在于，在更全的维度、更高的层次实现了对生命权的保障。生命的尊严，既包含生存的尊严，也包含死亡的尊严。对生命权的保护，不仅体现为救治病痛，也体现为捍卫患者的自主选择权。民法典等现行法律已赋予患者以知情同意权，但对于弥留之际的患者而言，这一权利往往虚置旁落。而生前预嘱的合法化，则意味着“临终决定权”真正回归到了患者手中，打开了从选择自由走向生命尊严的大门，进而大大提升了生命权的法制保护水平。这样的立法行动，既是对生命的敬畏，也是对权利的守望，融入其间的人道主义的精神、护佑权利的初心，标示的正是社会文明、法制文明的巨大进步。 　　“临终决定权”赢得立法支撑，不仅是法制的革新，也是观念的革命。生命权交织着法律、伦理、医疗、文化等诸多复杂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社会推行生前预嘱的最大障碍，来自死亡忌讳的观念束缚、传统伦理的道德枷锁。而深圳敢为天下先的立法举措，恰恰是观念突破的产物。一方面，身为改革开放先锋的深圳，享有特区立法权的独特优势，肩负着“先行先试”的立法使命，注定要以创新的立法观念、前卫的立法思维，在法制盲区开疆拓土。另一方面，位居城市文明前列的深圳，洋溢着年轻包容的精神气质，既拥有容易接受“尊严死”新观念的市民群体，也活跃着倾力倡导生前预嘱的公益组织，进而为立法突破奠定了丰厚的观念土壤和社会基础。 　　更应看到，深圳立法只是迈出了生前预嘱制度的第一步，“临终决定权”的真正落实，还需要更为细化的规则设计，需要多方专业力量的参与支持。这也正是法制探索和观念引领的长远价值之所在，在制度完善和实践演练中日趋成熟的“深圳样板”，或将激活更多地方立法的跟进，乃至推动国家层面的相关立法。而这一进程，也必将潜移默化地改变传统的生死观念，促使国人以更开阔的胸襟、更文明的视角，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和权利，并最终凝结这样的社会共识——让权利守护内心，让生命从容落幕！北京伊志律师事务所是经司法局批准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是一家在民事诉讼、房产纠纷、交通事故、刑事辩护、知识产权、企业法顾等领域颇具规模及成就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伊志律师事务所拥有众多知名律师及专业人员。其中，多名律师毕业于国内外知名的法学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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