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人工智能越来越深刻影响司法审判，从世界范围的智慧司法实践看，虽然ChatGPT等类似高级人工智能已经出现，但尚没有直接将此类人工智能大规模运用于司法审判的实践。司法审判实践中的“人机协作”尚处于“人力主导，机器为辅”的阶段。什么是司法审判实践中的“人机协作”？如何理解司法审判实践中的“人机协作”的概念？本文试着进行探讨。 　　 　　司法审判实践视域下“人机协作”中的“人” 　　 　　厘清司法审判实践中“人机协作”的概念，首先需要界定“人”的范围，因为不同主体对“人机协作”这一机制的制度或技术需求不同。关于对“人”的理解，目前并没有达成共识。有的学者将“人”仅限定为司法审判机关，也有学者对主体范围采取模糊化处理。本文对“人”的限定采取广义理解，认为它不仅包括法官，还包括诉讼参与人，这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考量。 　　 　　第一，就智慧司法设立的宗旨而言。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2013—2017）》，把“以人为本，服务司法”“根据审判执行、决策管理、便民利民实际需要，加强信息技术与法院各项工作、各个环节的深度融合，切实为加强司法管理、提高司法水平提供服务，切实为促进司法公正廉洁高效提供服务”等，作为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的基本原则。由此可见，智慧法院建设主体不仅仅是法官，还包括诉讼参与人。智慧司法设立的初衷是司法便民，智慧法院建设的本质是为了提供更加便利的司法服务。因此，司法审判实践中的“人机协作”设计的目的在于提供人民需要的诉讼服务，将法院内部工作人员从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所以必须将法官与诉讼参与人都纳入其中。 　　 　　第二，就优化智慧司法而言。如果将诉讼参与人排除在外，诉讼当事人的真实意见将无法得到反馈，算法也就得不到高质量数据的“喂养”，进而也很难实现司法数“智”化。如果将法官排除在外，就背离了裁判文书辅助生成系统、同案不同判预警系统等设立的意义。鉴于此，人机协作中的“人”，不应局限于某一个单一主体，而应将法官、诉讼参与人全部纳入。将主体扩大到诉讼参与人，不仅可以按需提供更加精准的司法服务，还可以使法院与其他诉讼主体形成合力，共同助力“以知识为中心、智慧法院大脑为内核、司法数据中台为驱动的人民法院信息化4.0版”建设。 　　 　　司法审判实践视域下“人机协作”中的“机” 　　 　　何谓司法审判实践视域下“人机协作”中的“机”？一般来讲，“机”主要指智能化辅助系统与大数据等工具，通过对“机”的运用完成裁判数据的模块化、标准化，最终为司法决策提供技术支撑。对“机”的理解，可以通过在智慧司法建设的不同阶段予以类型化：第一，法律数据获取阶段。主要指利用OCR（光学字符识别，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技术对文本资料扫描后的图像文件进行分析处理，获取文字及版面信息。第二，数据处理阶段。该阶段通过积极推行卷宗“无纸化”，突破以承办人为核心的办案模式，将案件办理收集到的材料全部予以电子化，将司法业务集约化、模块化处理，以技术实现对司法权的监督制约。如通过对起诉书、庭审笔录、证据等案件关键信息的处理，实现文书的自动化生成，使得法官可以将更多精力投入案件价值判断、利益衡量中去。第三，数据应用阶段。该阶段主要将技术与智慧审理相结合。以速裁案件“无卷宗+无书记员”庭审新模式为例，它通过运用智能辅助系统，使法官及当事人无需再关注、等待书记员的书面记录，也无需再翻阅纸质卷宗、传递证据材料，把法官从重复性事项中解放出来，以便更专注于庭审实质审查，使庭审节奏更流畅、庭审时间大大缩短，群众和法官庭审体验感得到进一步提升。录音录像真实、精准地记录下整个庭审过程，可以更好地保障平等、处分、辩论等诉讼原则的贯彻落实，无纸化办案促使案件全程留痕落到实处，倒逼审判人员依法履职尽责，有效提升庭审规范化。 　　　　 　　司法审判实践视域下“人机协作”中的交互关系 　　 　　司法审判实践视域下的“人机协作”，以“人”和“机”的关系为标准，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人力主导，机器为辅。这为传统意义上的人机关系。二是机器主导，人力为辅。这是指高级人工智能阶段，强调机器的自主性，如AI法官，该阶段可能背离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三是人机相互配合。这为理想状态下的人机关系。实践操作层面主要是第一种模式，智能化系统与大数据等只是辅助工具，为了更好地实现人机互动，可以通过对案件予以类型化，以达到人机协作的良性互动。当前，我们应当采取第一种类型的人机协作模式。 　　 　　第一，针对新型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应确保“人”的绝对控制地位。智慧法院建设可能有由技术辅助转向技术主导的风险，因此，在进行“人机协作”时，需要把握好司法权力与技术权力的互动，尤其是面对新型重大疑难复杂案件需保障司法权的主导地位。新型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具体表现为案件的新类型性，诉讼主体的人数众多，对事实认定或者法律适用争议较大，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首先，就案件的新类型性而言，智能化辅助系统缺少数据样本“喂养”，很难实现裁判文书的自动化生成，更难以完成同案不同判的预警工作。其次，就案件诉讼主体众多而言，如若不坚持“人”的控制地位，容易引发不可逆的负面效果。最后，就案件法律适用所具有的争议性与社会影响力而言，该类案件不仅需要法官对实体权益进行利益衡量，还需要法官系统性考量案件事实，通过有效行使自由裁量权进行价值判断，最终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可见，面对新型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司法审判实践中的“人机协作”需要坚持“人”的主导地位，将“机”限定在更小程度上的辅助作用。 　　 　　第二，类案智推阶段，应保证“机”的主动地位。目前，司法办案系统中的数据并未实现全面打通与共享，跨地区起诉的案件并不能得到有效识别。实践中，关联案件与批量案件的推送仅局限于被动检索，无法实现及时、主动推送，只有当办案人员主动去检索方可实现推送。同时，即使是同一个检索平台，基于不同的检索方法得出的结果也不相同。因此，如若想真正意义上实现零重复起诉与同类案件同判，最有效的方案应当是关联案件与批量案件的及时主动推送。在立案阶段，智能辅助系统需要及时对关联案件、批量案件进行推送，案件一旦立案，系统应当同步推送是否具有关联案件、批量案件，这样不仅可以从源头上避免重复起诉与同案不同判，还有助于实现司法服务能力与水平的现代化。 　　 　　第三，针对某些特殊案件，司法审判实践中应当排除“人机协作”场景。如不公开审理、先行调解、涉及财产保全类案件，除非在技术上能够实现对现场环境的严格把控，否则，对于法定不公开审理与先行调解的案件仍然需要遵循线下开庭原则。首先，不公开审理是为了保护更高位阶的法益，线下的不公开审理由法院进行主导与控制。如若进行线上审理，审判工作人员无法核实相关人员是否对庭审进行录音录像，是否有其他人进行旁听，有导致不公开审理价值理念被架空的风险。因此，为了确保对更高法益的保护，对于不公开审理的案件要排除线上开庭。其次，针对先行调解案件，如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囿于网络环境的限制，可能难以达到实质性调解的效果。最后，针对财产保全案件，线上审理模式会减弱保全功能。传统审理模式下，法院通过时间差可以实现财产保全；而在线上审理模式下，一旦立案会同步推送至被告，这虽然保障了当事人的知情权，但也隐藏着被告及时转移财产的风险，很难达到保全应有的效果。 　　 　　总而言之，厘清司法审判实践中的“人机协作”概念对智慧法院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进行协作时需秉持辅助审判原则，以“人”的实质性参与为前提，以“人”与“机”协同共生为重点，充分实现技术赋能，促进法官与各诉讼参与人共享技术红利，从而促进智慧司法高质量发展。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法学院） 　　伊志律师事务所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乙6号朝外SOHO-C座1209，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安静、专业的办公环境为需求提供方便。 电话：010-84493343 微信：18401228075 电话：18401228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