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数字经济监测预测预警与政策仿真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培育）联合举办“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研讨会暨《平台互联互通的问题与策略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发布会。会上，与会的多位专家学着就互联互通的意义、平台封禁的危害、如何进一步推进互联互通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吕本富：平台“生态圈禁”会造成经营成本浪费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吕本富将数字经济20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记录革命。把信息或者数据变得数字化。那个时候搜索最重要，大家主动互联，如果不被互联，搜索引擎找不到，相当于在互联网上消失。

　　第二阶段，移动互联网，被称为“分发的革命”。App基本上把软件的分发成本降低为0。有了App，信息可以分发，也就没有统一的浏览器可以搜索到所有信息，这时就会有平台的封禁。App自身构成一个生态，不需要共享，因此形成流量的垄断。

　　第三阶段，认知革命。即人和机器共同做决策的“人工智能”；第四阶段有观点认为是元宇宙革命，但是这还有很大争议。

　　吕本富认为，当下研究的平台经济在第二阶段，就是App时代。平台公司通过App、小程序自己做了生态，可以不假手外人，带来的效果就是生态圈定、网址屏蔽，提高了用户成本，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中小企业的经营成本。平台本身不能共享，这也是浪费。

　　“除了电信互联互通，软件当中也有很多互联互通，是标准的兼容开放，同时是一个动态。在刚刚创立市场的时候愿意跟其他企业互联互通，但是‘江山’一旦打下，利益取向就发生了变化，不愿意再进行开放。”吕本富说。

　　吕本富认为，当下很重要的是要明确互联互通的概念，有些平台无论是否“互联互通”，对社会福利没有损害；而有些就会对社会福利造成损害，需要进行行政管制，在我国行政管制确实也是行之有效的举措。  

　　此外吕本富表示，当下探讨互联互通，很大一部分在探讨数字鸿沟问题，而数字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同样值得深入思考。从数字化角度来看，数字经济全球化可能是未来普遍的经济形态，如果中国要引领经济全球化，在这方面互联互通的研究确实具有前瞻性。

　　吕本富表示，目前国内的研究主要是怎么去推动互联网、物联网等各方面的互联互通，解决不平衡发展的问题。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全球范围之内的互联互通，这对经济全球化可能会有一些引领或者推动意义。

　　李三希：“互联互通”可以促进市场竞争，激励行业创新

　　中国人民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李三希表示，互联互通的概念，还存在于平台之间、其他的平台跟企业之间等等。

　　与互联互通这个词在某些场景中比较接近的，是“兼容性”这个词，这在此前有诸多讨论。在平台之前有软件的互相兼容问题的讨论，例如，Windows系统跟苹果系统兼容不兼容，再比如说大宗软件Word跟金山和WPS之间兼容不兼容。

　　李三希认为，尽管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是最近兴起的新现象，但是软件之间的兼容性问题历史比较长，相应的研究成果也是比较多的。因此可以回顾一下这些研究作为参考。

　　他表示，之前谈网络产品兼容性，经济学强调两个效应：一个是网络效应，兼容效应的好处就在于，兼容后会形成一个大网，从网络效应来说对企业比较好，但是不好之处就在于带来了竞争效应。因为兼容以后增加了竞争对手，现在打破了这种界限。因此，网络效应比较强的会要求主动屏蔽禁止小的、落后企业去兼容，小的网络会主动兼容大企业，这是企业行为的动机。

　　之后再谈到兼容，李三希认为要注意到两个竞争效果，这对评估互联互通的时候非常重要：第一个是所谓的在市场上的经营，这是静态的竞争。另外一个是对市场的竞争，是动态的竞争。

　　他认为，如果企业间实现互联互通，网络竞争就不存在，企业在同一个市场上进行竞争，就会通过降低价格、提升服务、提升商品质量等其他方式，增强竞争力。

　　“另外还有动态竞争的问题。例如，阿里在建立淘宝这个平台的时候，阿里平台的对手平台拼多多从无到有建立的过程，要依赖已有的大平台来给它扶持，也就是说建立这个平台的竞争是动态的过程。”李三希表示。

　　他认为，互联互通对于竞争的好处是可以促进市场的竞争，企业可以降低价格或者是改进产品、改进服务来提高竞争力，这在市场的竞争中肯定是好的。   

　　李三希表示，国家在提倡互联互通，是因为互联互通有很多好处，最直接的就是方便了用户，带来了更强的网络效应，加强了在市场上的竞争，促进了相应的创新等维度。但关键是怎么做到实际可操作性。

　　他认为，当下很多举措或者规定是提倡式的，可能会增加很多“不得”恶意的规定等。在实际操作时具体怎么做需要具体研究，尤其是不同平台之间的信用体系如何互相使用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刘力纬：互联互通为垄断规制提供“解法”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刘力纬谈到，平台垄断目的无非是攫取利润，既然能够实现垄断就说明它在这个领域里面有绝对的控制权，尤其是在数字经济领域有绝对的控制权。互联互通可能是解决它的办法之一，可能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

　　而企业目的是通过最小化的成本，获得最大化的企业利益，但是通过垄断获得利润，从社会层面、伦理角度来说，都是违反正义和公平的。

　　他认为，平台垄断深层次会影响公平和正义，所以如果立法来不及，可以从互联互通切入或者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 此外，从政府行政、消费者权益保护等角度，也可以对平台垄断问题进行探讨。

　　此外他认为，互联互通本身从措施来说，大方向上包括立法、责任范围、采取积极手段等。我国也明确了要坚持审慎监管、鼓励创新，而更要注重的是互联互通在措施上的可持续性。

　　“互联互通首先是解除连接屏蔽，像其他的复杂问题可以分步走，第二步让流量圈打破，第三步是信用交换，虽然信用交换实施起来很难，但是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层次递进的过程。”刘力纬表示。

　　朱晓武：互联互通的核心是API共享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朱晓武思考的问题则是，不同平台之间有屏蔽，怎么才能穿透。他表示，这样的“穿透”，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实现，但是也需要持续性地思考。

　　谈到互联互通，朱晓武表示，降低交易成本，有一部分是通过api共享来实现的。他认为，互联互通其实有“合谋”的问题，有些互联互通在市场上可以自动实现。“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现在的‘小蓝车’和‘青桔’搞了一个平台，你一扫两个都出来了，你想骑哪个都可以选。”朱晓武表示。

　　“因此，哪些互联互通通过市场可以自动实现，哪些是需要立法解决的，哪些是需要行政解决的，需要我们对于互联互通的外部实现也分析一下。”朱晓武表示。

　　李勇坚：应实现深层次互联互通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李勇坚谈到，互联互通有多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任务分享，第二个是授权登录，第三个是小程序的分享使用。而更高的层次应该有很多，包括用户互操作性等。例如，能不能在“钉钉”上给“微信”发消息？这就是互操作性，据了解，这在技术上是可以实现的。

　　还有一个层次是数据共享与数据可携带性，李勇坚认为，数据共享、可携带性的问题，应该是能够解决的，要建立完善的信任机制，实现真正的互联互通。

　　而从互联互通的定义外延方面，李勇坚表示，互联互通核心问题可能涉及到经济学经常说的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社会收益与私人收益的问题。

　　“之所以这些大平台不愿意互联互通，因为私人收益很大，带来的社会成本很大。而平台比较小的时候，大家都愿意互联互通，因为平台小的时候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是一致的，社会收益与私人收益是一致的，但是平台壮大的时候私人成本就会变大。”李勇坚表示。

　　他认为，当下这么多平台之间要不要互联互通，到底需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激励机制，在政策机制里要进一步明确。

　　此外，对于平台互联互通，之前已经有了一些行之有效的举措，可以进一步思考能不能制定一个标准，像美国的App开放法案一样，明确有5000万用户以上的平台要做到什么样，大平台与小平台有不同要求。

　　李健：应进一步思考如何分行业、分阶段推进互联互通

　　北京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健认为，2020年9月17日国家发布行政命令之后，各个企业、各个大平台的采取的举措值得进一步研究.同时,学界可以思考的是，互联互通怎么分行业、分阶段、分不同内容、分层次，来推进。

　　“从各个企业的反应来看基本也是这样，类似腾讯等不同的大平台，反应是不一样，这其中我们可以梳理发现一些线索，例如哪些行业、市场可以主动完成的，或者进一步对平台进行分类再推进。”李健表示。（本社记者庄德通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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